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二十年，不忘

看见这个标题，估计有人要动歪脑筋了，可惜不是，呵呵：）

这段时间，需要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蓦然回首，平时每天挂在嘴上的，关键词，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些外来词根。

性，这个词根是ity或者lity，前几年念书的时候，老师多次强调，现代性、现代化，有区别，亨廷顿也有一句名言，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性是静态的，化是动态的，是个过程。

我的事业虽然和我的学业没有什么交集，不过用的词根倒很类似。

天天开会挂在嘴上的就是性： 灵活性、稳定性、可扩展性、易用性、兼容性、美观性，还有什么性？让我再想想。哦，还有一个先进性，三表之后的新大旗。

接下来就是化（lization）： 虚拟化、模块化、证券化。代表的是过程。

然后是率（rate）： 首当其冲就是效率，细分下来有到达率、渗透率、转化率、留存率、流失率、付费率、分辨率、就业率、离职率、死亡率、存活率。然后是利率，细分下来有贴现率等等。这些“率”，虽然天天都在说，难道我真的很清楚吗？

还有数(这个英文词根是啥？)： 用户数、pv数、ip数、同时在线数、收入数、成本数、利润数。

接着是度(这个英文词根又是啥？)： 主要是速度，细分下来有响应速度、传输速度、处理速度、迭代速度，还有什么度？

在这些率、数、度的基础上，有个总括性的东西，靠，又来一性，这位老大的字号是“系”：

系统、体系，指标体系、指挥体系、运营体系。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还有好多好玩的词根，例如“值”、“制”，想深一点，说不定更有趣。

夜已深，脑子开始迟钝，明天一早还得去机场接省亲归来的LD大人，我闪。

　　科学家称，四餐分配比例大致是：1/3弱的能量来自晚餐，1/3强来自午餐，1/4弱来自早餐，其他的来自下午茶。早餐提供20%的能量值，如果不够，那么，一天的营养和维生素将很难保证。事实上，11：00左右的短时饥饿常常导致吃零食。一顿完整的早餐包括4方面的食品：谷物类食品(面包干、面包、饼干等)，提供一天开始时的体力；奶制品(鲜奶、酸奶、奶酪等)，提供钙和蛋白质；水果或水果汁，提供维生素；最后，一杯饮料，用以补充醒来前睡觉时人体所损失的水分。

　　下午茶很有必要，免得晚餐之前饿垮。下午4：00是再次补充能量的时候。最近的研究表明，下午茶给女性带来一日能量的8%，男性是6%。对于儿童则是15%～20%，这一顿对他们可是正式的一餐。

　　下午茶，可不是零食，这是更好地分配一天中所需的热能。同样，那些吃下午茶的人不会比其他人更胖；有的研究甚至表明在这方面恰恰相反(吃下午茶的人避免晚餐进食太多的糖类和脂肪类食品)。少吃多餐可以使两顿之间不会太饿，不会去吃零食。而且，多餐的习惯更有利于消化。

　　下午茶包括谷物食品(面包、干面包或两三块饼干)，提供维生素B、矿物质和能量；还有奶制品，提供蛋白质和钙；水果或水果汁，提供维生素C、矿物质和水分。这一小顿还能同时获得一个15～20分钟的休息。不过不要在17：30以后吃下午茶，必须给身体留出足够的时间吸收。

财产申报是低成本的廉政制度

会把腐败行为赶入黑暗而高成本的地下状态

近日，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网民提问时，肯定了官员财产申报作为一种反腐败制度的价值，并确认了政府正在为建立这一制度而积极准备。此前，在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在当地纪委的推动下，已先后开始了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初步尝试。

财产申报制度，18世纪起源于瑞典，1883年被英国议会采用后，便逐渐风行于各发达国家，东亚各国在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后，也多予仿效。

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在选择政体、法律体系、选举和代议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和差异，但在财产申报制度上，却少有异议，心存忌惮的既得利益者尽管在行动上会设法拖延和抵拒，但还不至于公开反对。

财产申报制度之所以能在各国无异议的成为通行制度，除了因为反对者提不出体面的反对理由，更因为它的确是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廉政机制；与其他反腐制度相比，它有效的借助了官员的自我约束和知情者与公众的舆论约束，可以大大节省政府为廉政而建立庞大的监督、调查和执行机构所带来的高额行政费用。

腐败的存在基础是权力的寻租，当某些有利可图的事情受到管制而形成准入门槛时，把守这些门槛的权力行使者便有了私自出售门票而牟利的机会。财产申报制本身并不能消除腐败的这一基础，但它会大幅提高寻租行为各个环节的难度和成本。首先，租金只能以十分隐秘方式的支付，通俗地说，必须经过十分有效的洗钱工具来洗白；但洗钱是有成本的，高级洗钱工具成本相当高，当这一成本超出寻租所得时，这些寻租活动就不可能继续了。其次，即使被洗白的钱，当事官员也无法在自己的账户上持有，这一点是中国干部体系的封闭性所造就的特殊之处，中国官员的履历大多很单纯，很少在商界和政界来回流动，其根正苗红的出身也很难为巨额财产提供解释。

因为寻租所得即使洗白也无法公开持有和花费，结果是，这些收入不可能被用于其本人在任期结束之前的日常消费，如此形成的被迫储蓄，降低了这些收入对当事官员的价值，它不能即时满足其消费和炫耀的欲望；这些储蓄，因为必须通过代理人进行，不仅风险很高，而且利率很可能是负的——你必须补偿代理人的风险和费用。最后，当他们或他们的子女终于能享用到这些收入时，还必须转移到一个安全无忧的环境中：移居、出国、甚至外逃，但这些并非低端贪官所能负担。

上述各点加起来，将会严重打击腐败行为，有利于廉政建设。比如一位某个不发达地区的具备腐败潜质的中低级官员，可能有机会在每年几次的行业检查和整顿中收几笔贿赂；这些钱不能公开消费，也远不足以雇人洗钱，而只能存在亲戚的账户上，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到儿子长大或自己退休后终于可以在陌生的地方悄悄把它花出去，这样的行为风险要高于利益。因此，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正确的，这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并要求公示官员财产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

财产申报制所带来的透明度，一方面把腐败行为赶入黑暗而高成本的地下状态，另一方面也方便了纪检机关打击腐败。这一制度，虽然不会消除腐败存在的基础，但因为提高了寻租各环节的成本，会大幅压低寻租市场的供需水平，从而减少腐败行为。无疑，这是值得期待的好制度。

年前本科兄弟聚会，几家人一边吃饭一边侃大山，说起这几年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的下降，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上本科的时候，每个宿舍基本上都有农村来的同学。而现在，校园的农村子弟已经越来越少了。

羽中的博士论文准备做这个方向，据他所言，北大清华的贫困生资助机构现在基本无事可做，因为没有符合标准的贫困生可以资助。特别是在北方地区，能考上这两所学校的农村子弟实在是太少了，例如东北地区，基本上从重点高中开始，就没有农村子弟的身影，而北方地区有机会考上这两所大学的生源，基本上都出自这几所重点高中。南方地区状况稍微好一点，因为长三角、珠三角、沿海地区的农村还比较有钱，但这个比例仍然不乐观。

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没什么研究，但看到薛涌的一篇文章，觉得颇有启发，转贴如下：

中国大学的弱智化zt

from 薛涌：反智的书生 by 薛涌

这是我半年多以前一篇长文的题目，分析的是缺乏农村学生如何导致大学生素质的下降。今年春节前，农村大学生比例严重下降的报道遍布媒体。这使我不得不把这篇被“埋没”的文章翻出来，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危机感。

关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后果，媒体多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讨论，很少从效率的角度来着眼。而且，许多人似乎在潜意识中都接受了这样一种结论：公平和效率经常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实际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把农村学生排斥在外所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社会分化，而且还是大学生智商的下降。这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的竞争力，乃至中国文化的创造力。

中国对教育问题很少量化的研究，许多事情只能凭直觉判断。比如，根据我们的经验，现在的大学生的成就比起三十年前那一代大学生简直差得太多。三十年前大学刚刚恢复招生，许多考生在农村插队，荒废多年学业，只能临时抱佛脚应试，更多的考生则是根本没有学业可荒废，因为从小学起就赶上文革。记得我读初一时，看连环画都不看字，几乎和文盲差不多。后来知道高考恢复，突击两年复习资料完事。这哪里算教育？即使进了大学，连基本的参考书都找不到。在如此贫乏的知识土壤中读完大学的人，和下一代从小就进行“智力开发”的独生子女怎么可能相比？但是，真论成材率，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代大学生厉害。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三十年前大学难考，进去的即使不是百里挑一，也是十里挑一。1979年在北京高考，你即使上最差的大学，也是二十七个里面取一个。这样的选材率和今日之大学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使我回到了哈佛已故心理学家Richard J. 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出版的关于智商研究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该书有几个重要结论：第一，智商是天生的；第二，智商和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没有关系；第三，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提高智商的办法。教育固然可以开发既有智商中所蕴涵的潜能，比如把一个聪明的穷孩子培养成诺贝尔奖得主，但没有证据表明教育可以提高智商。一个智商低的人，你怎么培养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甚至读完大学都有困难。第四，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一直是固定的，比如人口的中等智商是100，这部分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占得最高。智商奇高或奇低的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非常低。比如智商达到120的仅占总人口的10%。

Charles Murray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些结论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演绎。他称中等智商的人不应该上大学，也很难上得好大学。因为大学本身是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智商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从中受益。不过，他分析了美国大学二十世纪的发展，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按说这会稀释大学生的智商。比如1900年时，美国的大学生仅占18-21岁人口中的4%，如今则有75%左右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如果高智商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衡定的话，那么一百年前美国大学生的智商比现在自然要高多了。但是，从各种数据判断，现在的大学生智商比一百年前要高。为什么呢？因为一百年前只有特权阶层的子弟能上大学。绝大多数人口根本无缘竞争。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是个革命。该法案支持七百八十万的退伍军人的免费高等教育，其中二百二十万退伍军人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读书。结果一半的大学生都是退伍军人，出现了许多“大老粗”拖家带口搬进常青藤的现象。当时许多教授担心，这些没有教养的人会破坏哈佛耶鲁等名校精英文化的品质。但令他们意外的是，这代粗人竟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二战后这种平民化倾向有增无减，有色人种、妇女都挤进了大学。特别是各种奖学金的设立，使穷人也能上大学，使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外国人甚至非法移民也能上大学。这样，大学选材面宽了，虽然不断扩招，但是竞争力反而更高。过去的4%也许就是从5%的的人口中选的，现在的75%则是从90%以上的人口中选的。这样一来，现在的大学生的智商当然就高了。

由此，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算数就能看出中国大学弱智化的倾向：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占了适龄人口的23%，比起三十年前二十七个考生中仅有一个能进大学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八十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以上，现在则下降到了17.7%，尽管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用个简化版的算数来演绎：如果这23%是在整个适龄人口中选拔，那么大学生就差不多是顶尖的23%的聪明人。如果这23%仅仅是在45%的城市人口中选拔，那么智商在50%左右的城市青年都可以进大学。按Charles Murray的说法，这样的人根本不是上大学的料。虽然现在中国大学中的农村学生比例还不是零，但按智商分布的理论推算，农村学生越少，大学生的选材面就越窄，智商也就越低。

可见，中国大学城乡学生比例失调，早已不仅是个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个效率问题。我们正在抛弃一大半人口中的高智商学生，并用城里相对弱智的学生充数。这就造成了中国大学的弱智化。未来中国的竞争力，就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而这又取决于中国智商最高的10%的人口的表现。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政策，要有巨大的转变。政府必须以拨款为杠杆，要求大学（特别是拿国家经费最多的一流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否则，中国最好的大脑，就永远会处于“休耕”状态。

上周六周日两天，在北大开中国模式研讨会。

台大政治系的朱云汉教授最后一天下午才匆匆赶来，他是阿九的好朋友，外界盛传的陆委会主委人选。他们哥俩都属于学政两道通吃的类型，朱云鹏现在已经是行政院政务委员了。

朱云汉同学的总结比较到位，中国模式就是山寨模式。而且，不但中国模式是山寨模式，美国模式也是山寨模式。如果你先去欧洲温莎堡，再去美国华盛顿，就非常明白，白宫真的就是山寨主弄的一个大房子而已。

成王败寇，没成之前仍然被人看作是寇，诚哉斯言！

10月30日下午，我们邀请日内瓦大学张维为教授来中心讲学，受益匪浅。

他的题目是“百国归来的思考：中国模式及其国际意义”，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实地走访上百个国家进行分析比较的努力，不易、难得。

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秘书，曾周游100多个国家，阅历极为丰富。

日内瓦大学硕士、博士，现任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他的演讲，座无虚席，门外站着人、地下坐着人，潘sir作为邀请者、主持人，倍儿有面子，脸上乐开了花。

张维为教授是我们本学期邀请的演讲者中，到目前为止讲得最精彩的一位。

虽然我们付出上百万成本邀请过的近百位最知名学者、专家、高官、高管之中，也有少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欺世盗名之辈，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

况且，欺世盗名之徒，能够混到这种程度，也有两把刷子，对各色人等多看、多想、多分析、勤分类，正反交替接受教育与训练，效果更好。

高价不一定能换来高质，但如果有充足资金支撑，这是一个最不坏的战略，孔方兄这个王八蛋，骂一定要骂，用也一定要用。

未来，有没有不是网民的公民？

我现在的答案是，没有。未来所有的公民都是网民。

这个答案不严谨。

或者，严谨一些，未来所有在实际政治生活领域与政治学研究领域，有意义的主流，均为网民。

例如，我无法想象，未来的公民，无论是选举人还是被选举人，会有不是网民的。

中国公民（citizen），按照主流政治学教科书的定义，指具有一个中国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

中国网民（netzen），按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定义，指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

按照CNNIC于2008年7月24日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而且，中国网民，绝对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以政界为例，从胡温习李以降，公务员队伍中不是网民的人，凤毛麟角，而且均为在未来不会产生影响的接近退休人群或边缘人士。

争夺人心，这里，是主战场。

这几天三鹿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老婆大人说好多同事、朋友们都心里小鹿乱撞，着急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我说：“是啊，现在大家都不敢喝奶了，好多人还说要生孩子先养奶牛。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喝的绝对纯天然绿色新鲜无污染牛奶吗？当年你还不爱喝，现在可是喝不着喽！”

“怎么不记得，我们家旁边畜牧局养殖场的奶，别人不给送，得自己早上跑步锻炼的时候去喝，刚从牛妈妈肚子里挤出来的，还有点臭味，我一直不太习惯。”

二十多年前，我和她家都住在金沙江边一座小山上的同一个小楼里，她家在三层，我家在一层。小山小楼，小户小院；门朝大河，春暖花开。

小院的旁边，是畜牧局的养殖场。围墙里面有一大片草地，草地旁依山而建有几排牛栏、羊圈、猪舍以及鸡鸭鹅棚，大狗也有几只。《三字经》云：“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南方少马，不然这里真的可以说得上是六畜兴旺了。

畜牧局养牛，是为了育种，而非耕田吃肉。首先品种自然是最好的，其次不用耕田劳作，再之不用饲料催肥。为了下一代的健康，牛爸爸或者牛妈妈们还要经常在草地上散步锻炼。之所以说“或者”，是因为现在回忆起来，好像牛爸爸和牛妈妈们平时都分开居住，小时候倒没注意过。（要是牛爸爸和牛妈妈平时住在一起，容易出现“牛爬背”的现象，少儿不宜。我们班一同学的绰号就叫“牛爬背”，小伙子倒对得起这个绰号，风流倜傥一表人才，现在是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

因为以上几点原因，畜牧局供应的牛奶质量很高。因为要首先满足小牛宝宝的需要，外卖数量也少，只有我们周边几个单位的人会上门去喝，即便消费者这么少，供应也不稳定，时断时续。

这种专供牛宝宝的绝对纯天然绿色新鲜无污染乳汁，对身处大城市的我们来说，早已经是花钱买不来，可遇不可求的了。

因为背靠这样一个养殖场，也才有了我童年开荒放牧的经历。

当时院里的住户不多，有小孩子的不过四五家，我家人丁最兴旺，还有几个表哥表姐来读书也住在我家，南来北往的亲戚朋友们也喜欢到我家来串门，开饭的时候常得分成两桌才坐得下。

老爸老妈一辈子都喜欢这股子热闹劲儿，现在仍然是这样，家里来的亲戚朋友不断线，就算是到北京来，也要把孙儿孙女带上，不然就觉得冷清不习惯。

外公外婆那一辈当年也是这样，乡下的老屋解放前就是地下党闹农会的一个据点，外婆在我小的时候讲过和赵一曼搞“放脚会”的情景：“郑校长（郑佑之）喊李七姐（赵一曼本姓李）搞放脚会，李七姐就跑过来喊我们喊起大家都一起去，还喊大家把弯刀和绣花鞋都带到，我们就喊起大家一起去，就在一个坝坝里头，李七姐就在高头讲话，大家一起喊口号，然后拿起弯刀把绣花鞋砍烂了，我们就一起把绣花鞋都砍烂了，以后就没得哪个缠小脚了。”

听外婆说，他们的父辈，也是嗨袍哥、留东洋、搞同盟、闹保路，一样很热闹。

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十几张嘴要吃饭，光靠爸妈两人的工资，确实有些困难。

怎么办？

学习南泥湾，开荒放牧种田。

这个荒怎么开？这个牧怎么放？

且听下回分解。